我在讀柯慈 (J. M. Coetzee) 的《屈辱》以前就曾經在 amazon.com 網頁上讀過一些讀者的書評，當時就有很多人點出書中的隱喻牽涉到南非白人政權與黑人抵抗的歷史。當我自己開始讀這本小說的時候，不免有按圖索驥、先入為主的偏見。
不過柯慈說故事的手法相當冷靜細膩，他從第三者的角度娓娓敘述主角 David 兩段不尋常的遭遇，我很容易地就讀出這篇小說暗含的意味。儘管點出小說的隱喻經常要冒著擴大解釋的危險，也容易流於自說自話，這本小說的內容卻讓我有相反的感覺： 如果不了解柯慈是如何建構並鋪陳這樣巧妙的隱喻就不能算讀懂這本小說 (有興趣的讀者請參閱網誌裡另一篇書評“豐富的象徵、巧妙的隱喻：推柯慈的小說《屈辱》”)。
好的藝術家有能力將歷史濃縮在藝術品裡，西班牙畫家Goya 的經典之作 The Third of May, 1808 < http://tinyurl.com/3kyv4 > 是一個例子，Picasso 的Guernica < http://tinyurl.com/5ajh8 > 是另一個例子，我們不用知道詳細的史實與時段，不需要讀太深奧的歷史專業書籍，透過藝術家的作品，自然而然就能夠感受到歷史事件的震撼力。
好的小說經常也有這種特性。南非黑白種族隔離問題是拖到二十世紀快結束(1994) 才塵埃落定，白人政權的顢頇、有理無理的統治神話、黑人的抵抗與犧牲，牽涉到這麼多年這麼多人的生命、財產、利益的大變動不是三言兩語 能夠說得清楚的事。柯慈卻能夠將這些情感化約在短篇幅 (英文原著只有 220頁) 的故事裡，即使不懂南非歷史，只要有一些基礎的知識，就可以強烈感受到這段歷史帶給南非白人的衝擊與反省，這正是文字與故事的魔力。
柯慈的小說讓我想起台灣的作家黃春明，他所寫的《蘋果的滋味》也是用一段車禍的故事來表達國民政府接受美援時期台灣民眾那種因禍得福的複雜情感。只不過黃春明寫的內容稍微短一點，虛構的故事也比較直接一點，因此作家思考的 面向與層次都受到比較多的限制。
由於個人的偏見，我總是覺得第一流的文學作品應該有社會歷史的成分。作家不是來自於真空，在有限的生命歲月中，他的閱讀、思考與寫作都環繞在他的世界觀周圍。他吸收歷史知識，活在當下，也為歷史加上注釋，影響後人，形成動態的演進。John. Steinbeck 的《人鼠之間》(Of Mice and Men)，F. Scott Fitzgerald 的 《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 都為時代留下見證。就算我讀不太下去的《寵兒》Beloved (by Toni Morrison) 也具有強烈的黑人歷史意識；Morrison 和當代德國作家 Gunter Grass 一樣擺明了將歷史事件放入小說中，透過鮮為人知的故事，達到啟迪歷史的教育目的。
前面提到過，一般人只要具備基礎的歷史知識就能夠欣賞並理解作家所要傳達的意念。的確，我們的歷史知識與閱讀理解力也可以說呈現正向的關係。例如：西班牙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Camilo Jose Cela 在他 1942 年出版的小說 《The Family of Pascual Duarte》寫的是胡亂謀殺的荒謬情節。如果你熟悉寫實主義作家的作品 (例如福婁拜的《包法利夫人》)，你會發現 Cela 完全不注意場景人物的細節；如果你重視主角的鮮明性格性與故事邏輯，你會發現 Cela 也不照規矩寫作，但是讀到最後你可能也不得不承認這是一本值得賞析的經典作品。原來，二十世紀前四十年間西班牙可以說時時處於動盪之中，1936 到1939 年 Nationalist 與 Republic 之間的內戰更是將流血衝突與無謂犧牲帶到最高潮。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作家寫作的基礎不是寫實與理性，作家也不重現他看到的東 西的細節，而是要表現內心感受到的痲木與荒謬。Cela 的作品不注重人物與情節，留下的卻是混淆失序、亂世哲學的記錄與譬喻。
不過柯慈說故事的手法相當冷靜細膩，他從第三者的角度娓娓敘述主角 David 兩段不尋常的遭遇，我很容易地就讀出這篇小說暗含的意味。儘管點出小說的隱喻經常要冒著擴大解釋的危險，也容易流於自說自話，這本小說的內容卻讓我有相反的感覺： 如果不了解柯慈是如何建構並鋪陳這樣巧妙的隱喻就不能算讀懂這本小說 (有興趣的讀者請參閱網誌裡另一篇書評“豐富的象徵、巧妙的隱喻：推柯慈的小說《屈辱》”)。
好的藝術家有能力將歷史濃縮在藝術品裡，西班牙畫家Goya 的經典之作 The Third of May, 1808 < http://tinyurl.com/3kyv4 > 是一個例子，Picasso 的Guernica < http://tinyurl.com/5ajh8 > 是另一個例子，我們不用知道詳細的史實與時段，不需要讀太深奧的歷史專業書籍，透過藝術家的作品，自然而然就能夠感受到歷史事件的震撼力。
好的小說經常也有這種特性。南非黑白種族隔離問題是拖到二十世紀快結束(1994) 才塵埃落定，白人政權的顢頇、有理無理的統治神話、黑人的抵抗與犧牲，牽涉到這麼多年這麼多人的生命、財產、利益的大變動不是三言兩語 能夠說得清楚的事。柯慈卻能夠將這些情感化約在短篇幅 (英文原著只有 220頁) 的故事裡，即使不懂南非歷史，只要有一些基礎的知識，就可以強烈感受到這段歷史帶給南非白人的衝擊與反省，這正是文字與故事的魔力。
柯慈的小說讓我想起台灣的作家黃春明，他所寫的《蘋果的滋味》也是用一段車禍的故事來表達國民政府接受美援時期台灣民眾那種因禍得福的複雜情感。只不過黃春明寫的內容稍微短一點，虛構的故事也比較直接一點，因此作家思考的 面向與層次都受到比較多的限制。
由於個人的偏見，我總是覺得第一流的文學作品應該有社會歷史的成分。作家不是來自於真空，在有限的生命歲月中，他的閱讀、思考與寫作都環繞在他的世界觀周圍。他吸收歷史知識，活在當下，也為歷史加上注釋，影響後人，形成動態的演進。John. Steinbeck 的《人鼠之間》(Of Mice and Men)，F. Scott Fitzgerald 的 《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 都為時代留下見證。就算我讀不太下去的《寵兒》Beloved (by Toni Morrison) 也具有強烈的黑人歷史意識；Morrison 和當代德國作家 Gunter Grass 一樣擺明了將歷史事件放入小說中，透過鮮為人知的故事，達到啟迪歷史的教育目的。
前面提到過，一般人只要具備基礎的歷史知識就能夠欣賞並理解作家所要傳達的意念。的確，我們的歷史知識與閱讀理解力也可以說呈現正向的關係。例如：西班牙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Camilo Jose Cela 在他 1942 年出版的小說 《The Family of Pascual Duarte》寫的是胡亂謀殺的荒謬情節。如果你熟悉寫實主義作家的作品 (例如福婁拜的《包法利夫人》)，你會發現 Cela 完全不注意場景人物的細節；如果你重視主角的鮮明性格性與故事邏輯，你會發現 Cela 也不照規矩寫作，但是讀到最後你可能也不得不承認這是一本值得賞析的經典作品。原來，二十世紀前四十年間西班牙可以說時時處於動盪之中，1936 到1939 年 Nationalist 與 Republic 之間的內戰更是將流血衝突與無謂犧牲帶到最高潮。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作家寫作的基礎不是寫實與理性，作家也不重現他看到的東 西的細節，而是要表現內心感受到的痲木與荒謬。Cela 的作品不注重人物與情節，留下的卻是混淆失序、亂世哲學的記錄與譬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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